［内容摘要］科教影视是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方式。但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对立所造成的观念误区，导致我国科教影视发展滞后。传播科学的人文价值，整合两种文化，已成为我国科教影视的历史责任和发展途径。

    ［关键词］科教影视；两种文化；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科学的人文价值

    世纪之交，邪教和伪科学在中华大地上为非作歹，多行不义。在反对邪教和伪科学的斗争中，科学被政府和公众反复地强调。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已成为时代的呼声。作为科学传播的主体和方式，科教影视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对立的背景下，我国的科教影视忽视了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关怀，在作品中排斥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内容，使它不仅弱化了自身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竞争力，而且影响着对公众的科学启蒙，公众无法从科教影视中全面认识科学，反思已成为中国科教影视的必然过程。

    一、我国科教影视的困境

    90年代以来，在改革的深化进程中，科技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同时，科学分科化趋势加快，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成为必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以视听方式传播科学的科教影视较之以往有所突破，也有所创新。但参照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教影视，相对于科教影视在科学传播中的应有地位，我国科教影视的滞后与肤浅是显而易见的。

    1.播出量少，栏目稀缺

    调查显示，在美国，1997年每个美国人平均收看电视432小时，其中72小时是科学节目。中国科协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项目负责人李大光通过另一项调查获知，我国公众获得科技信息的渠道分别是：通过报纸、杂志渠道的有56.7%，图书为7.9%，广播11.9%，电视66.1%。就是在这样一个拥有3.5亿台电视机，而且观众对它的依赖性较强的国度里，科学节目占电视播出量的比例，还不到1%。

    在电视节目进入栏目化生存的阶段后，节目类型的寿命和制作与栏目的数量和质量息息相关了。1995年，我国第一个大型科普栏目《科技之光》在武汉电视台创办，同时武汉台也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地方科技频道。随着“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的正式提出，中央电视台才于1997年和1998年相继创办《科技博览》和《走近科学》两大科普栏目，而独立的科技频道在国家级电视台中仍是一个空白点。与此同时，各地方台还大量引进美国“探索”和“国家地理杂志”等科技影视频道的节目进行重新包装。但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科教栏目依然寥若晨星。

    2.知识量大，精神稀缺

    不管是科教电影厂制作的“拷贝”，还是科教电视栏目策划的节目，知识科普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我国的科教影视以青少年或所谓的“科盲”为受传对象，以传授作为物质层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视听语言浅化为对科学知识的解读和介绍。考察中央台的两档栏目，《科技博览》被放在黄金时间播出，节目长度为5分钟，它主要是介绍最新的科学发明和科技信息；《走近科学》又分为《科学生活》、《科学关注》、《科学人物》、《科学发现》和《科学论坛》五大板块，除《科学人物》涉及到了科学的人文价值，其他板块依然是偏重传播科学知识，传递科技信息。与之相对，作为精神层面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我国科教影视中却体现较少。从传统意义上讲，所有科学知识都很重要，但知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具有更替性。可是和科学相关的许多内容涉及到人文的、精神的东西，它们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忽视了这些内容，观众对科学本质的把握将是片面的。

    3.功利宣传泛化，异化现象反思稀缺

    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在《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这篇文章中指出：“传统的科学普及把自己规定成一个科学知识的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这个规定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科学技术都是好的，都是有正面价值的。”①在我国科教影视中，这样的前提预设的确根深蒂固。因而通过科教影视表达的都是科学的“工具理性”，即科学万能。科学的异化现象在科学影视中却遭到排斥。这样的后果便是受众在观看科教片或科教节目后，只能感受到科学控制自然、改造人类社会的力量，产生对科学技术价值与人的价值相互关系的单向认定，同时他们在现实中目睹的异化现象却不能得到解释，从而导致科学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我国科教影视在创作和策划时，应全面理解科学的技术价值，适当地在节目中传播科学的异化现象，让观众全面审视科学技术。反观西方的科教影视界，他们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在经历了工业社会的熏陶后，面对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他们提出了“回归自然”的口号，因而在科教片中，科学的异化现象得以揭露。除此以外，他们还在反映自然环境的科教片中注入了生态伦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反异化理念，使节目有了“人味”，传播效果非常显著。

    4.社科类精品多，自然类精品稀缺

    科学的外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科教影视也有自然科学题材、社会科学题材和人文科学题材之别。1985年以前的我国科教影视，社科类作品相对较弱，而自然类作品则硕果累累。从1955年至1985年，自然类科教片在国内获奖180余次，国际获奖37次。进入90年代，伴随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以人类学记录片为代表的社科类题材飞速发展，涌现出《藏北人家》、《最后的山神》、《神鹿啊，神鹿》等人类学纪录片精品，不仅给观众以审美享受，而且为人类学研究和普及提供了宝贵的视听材料。但是，自然科学题材的科教片却走入了低谷，精品难产。直至2000年，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推出《宇宙与人》获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才引起了科教影视界的轰动。尽管如此，我国科教影视界存在的题材发展的不平衡性仍未被打破，自然类精品目前仍是被关注的热点。

    二、我国科教影视的观念误区

    我国科教影视发展之所以困难重重，投入有限，市场运作不善，制作水平不高等因素都还是次要的。发展缓慢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观念的误区，即在我国科教影视的创作观念中，严重忽视了科学的人文价值，排斥科学的人文背景。误区的存在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在科教影视创作观念中的投影。对于一个尚处于“前现代”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艰苦历程中，两种文化的矛盾似乎成为一种必然。西方已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而当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迈向后工业化社会的时候，两种文化的整合在反思中便成为思想潮流。在整合思潮的影响下，西方的科教影视才体现出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相对来说，两种文化在前现代背景下的中国正重复着西方过去的对立和分裂，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物质层面被绝对化，科学的人文价值和精神层面被忽视和否定。如此，我国科教影视在内容上失去了“人性”，呈现出单向度的科学价值取向。当然，两种文化的对立带给我国科教影视很多负面影响，不是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通过对科学观、科普观和科教电影传统等观念形态的异化来实现的。

    1.科学观的误区

    科教影视的编导或策划人在构思、拍摄和编辑时，创作意识上总是受一定科学观的制约。全面反映科学本质的科学观，必须引导科教影视的制作，既有效地传播科学又给观众以审美享受；片面或错误的科学观，则会误导科教影视的价值观照，最终误导受众。

    现阶段由于受实证主义科学和功利主义科学观两种片面的科学观的影响，我国科教影视只注重知识的传播，忽视科学精神的传播；偏重宣传科学的功利性，忽视科学的异化现象。实证主义科学观强调科学与人文两个世界的截然区分，它强调自然科学是唯一种类的科学，强调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异质性，强调只有自然科学在认识上才是有意义的，而一切人文文化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总结非常精练，就是“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②既然科学在实证主义科学观中被等价为“事实”，那么作为“事实”的解释形式，科学知识自然成为科学传播的要义，甚至是唯一要义。而科学的人文价值却由于认识和体验的分离在“简化”的过程中被隐去。科教影视作品也因此没有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家、科学美，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只有科学的知识外壳。这类科教影视作品播得越多，居高临下的教化感就越强。
    相对于实证主义科学观，功利主义科学观对我国科教影视的观念误导要隐蔽得多。它将科学、人和社会作为统一体来思考，强调科技进步推动社会进步，科学不仅应当服务于人，而且能够服务于人；强调科学是造福人类的唯一手段，不具备终极意义。由于功利主义确立了科学技术价值与人的价值的一致性，肯定了科学在社会文明进程中的进步作用，因而吻合了我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宗旨。我国科教影视作品为宣传“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种战略，很容易就迎合了这种观念。在屏幕上，观众看到的只是科学的全能，是科学作为另一种“万能的神”的存在。其实，功利主义隐藏了自身的缺陷。首先它以“科学技术价值与人的价值的一致性”在逻辑上偷换了“科学价值（包括技术价值和人文价值）与人的价值的一致性”，消隐了科学的人文价值，所以在我国科教影视作品中，观众只能看到科学技术多么伟大，而科学人文价值的空气相当稀薄。其次，功利主义忽视科学的异化现象，科教影视作品也对此视而不见，从而造成观众的迷茫，上文已作了分析，此处不在重复。

    2.科普观的误区

    科教影视是科学普及的形式之一，科普观的发展必然影响科教影视的走向。吴国盛教授认为：“1949年以后的科普创作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所以提倡应用性，实用性；第二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以用于论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作品不少。屈从于这‘两个服务’的科普作品很难有自己长久的生命力。”③尽管吴教授强调的是文字作品，然而在科教影视领域，这种观念依然存在。1962年第一次全国科教片会议之后，聂荣臻题词道：“科学教育电影是普及生产斗争知识和科学实验成果，宣传唯物主义的一件有利工具，应该努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④只要回顾中国科教影视的历史，就能发现从1949年到1985年，科教影视作品大多是关于农业生产和医疗保健的。可见不管在政策上还是在实践中，“两个服务”的痕迹在我国科教影视领域中是非常明显的。90年代以后，中国的科普观虽然突破了“两个服务”的无形框框，呈现出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可是整体来看仍然停留在传统意义上。

    传统科普观支配下的中国科教影视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科教影视的异质性。在我国是用“意图”来衡量科教片，认为科教片的作用主要是知识传播；在西方是用“效果”来衡量科教片，主张科教片的作用是传播科学精神，唤醒或激起人们对科学的热受。因此，我国的科教影视作品人的内容少，物的内容多；科学精神少，科技知识多；科学审美少，科学认识多。其实世界影视历史上有些经典作品的创作初衷纯粹是个人感悟和审美追求，但在学术上仍有科普价值和科研价值。众所周知，弗拉哈迪摄制的《北方的纳努克》标志着人类学纪录片的诞生，它为研究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惯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埃里克·巴尔诺却认为：“弗拉哈迪从事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由于学术上的原因，不如说是出自深远的个人原因，但结果都是一样。”⑤因而我国的科教影视要有质的飞跃，科普观的更新是重要前提。

    3.科教电影传统的误区

    回顾我国科教影视的历史，电影制片多于电视制作，并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在科教电影的传统中，有两点片面认识值得关注，因为它们至今仍存在于科教电影中，并已扩散到科教电视节目。

    第一是对“科学内容”的片面认识。在传统观念中，我国科教电影强调科教片必须有严格的科学内容，而科学内容又被简单化为科学知识。至于科学家及其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则被局限于纪录片或故事片的范围。“尽管那些纪录片、故事片触及的题材都和科学有关，但这两个片种都不深挖科学内容，一掠而过只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事迹。科教片则完全不同，主要是讲述科学知识……任何以纪录片或故事片来冒充、顶替科教片的做法都是有害的。”⑥像这样的观念在当时只能是传播科学知识的物质外壳，科学的人文内容被排斥到了其他片种，两种文化在科教电影的传统中尖锐对立。

    第二是对科教片艺术性的片面认识。传统的科教电影观虽不完全反对借用一些艺术手法来丰富科教片的艺术表现力，但是“借用”有着严格的题材范围，被限定于地理风光和科学考察两种类型之中。自然类科教片在当时是不允许存在艺术性的。传统观念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就很有趣，很有魅力的，也是充满曲折和斗争的，并不需要游离科学内容硬加什么艺术性。”⑦诚然，矫揉造作的艺术表现手法运用于科教片必然弄巧成拙，然而传统观念否定的“艺术性”并非纯然的艺术表现手法，还包括了科学的人文内容。

    三、我国科教影视的突破途径

    我们不能否认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即使是传播科学精神等人文内容，也要依托科学知识。可现实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造成的对科学人文价值的忽略，从观念上抑制了我国科教影视良性循环，作品中的人文内容稀缺。走出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在传播内容中注入人文因素，突出科学的人文价值，使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统一于科教影视创作之中。科教影视作品的人文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主题——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对于中国科教影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恐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务之急，更应看作长远战略，将之作为传播内容的重中之重。对于大众，科学曾被理解为物质的知识体系，其实科学也是一个思想体系、精神体系。科教影视要实现铲除邪教和消灭伪科学的社会功能，就必须在传播效果上使受众完成从科学的物质形象认识科学的精神形象认识的转变。因此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必然成为我国科教影视的主题。科学思想除本身具有十分丰厚的哲学意义，而且还强有力地影响着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和人文文化的更新和发展。科教影视的创作群体应着力于用形象直观的画面展示出丰富的科学思想，揭示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的联系，通过影视手段沟通两种文化。科教影视所传播的科学精神，不仅包括追求逻辑上的自洽和寻求可重复的经验证据这两个学术层面，更应延伸到伦理道德领域，突出自由探索的精神、勇于批判的精神、大胆创新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精神。观众在潜移默化的精神感染下便自然而然领悟到科学的本质意义，激起对科学的热爱。

    2.背景——自然与科学的人文环境

    1999年8月11日出现千年最后一次日全食，土耳其的三个城镇是全球最佳观测点，观光者和专家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当地居民的生活秩序被打乱，甚至在三座城镇之间发生了矛盾。这是土耳其科教片《影子掠过的时候》的主要情节，这部科教片获得了2000北京国际科教电影电视展评会特别奖。它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拍摄到了新奇的自然现象，而是揭示了千年最后一次日全食背后的人文景象——土耳其城镇和观光者，使自然现象在人文的大背景中得以展示，强调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自然的人文背景才能成为连接自然与人的桥梁。

    另外，表现科学活动的人文背景也是十分必要的。科学与文化活动一样，也是一项人类的历史活动。它根植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土壤里。它也受时代、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离开人、社会、历史和文化这些人文背景来反映科学，是十分肤浅的。科教影视注重从人文背景的角度反映科学，有利于强化科学的社会意义，带给观众更开阔的视域和更深刻的内涵。
    3.叙述——科学研究主体的活动

     科教影视既要重视科学研究的课题——物质和知识，也要重视科学研究的主体——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科学史的创始人之一美国的萨顿认为：“自然的研究必然是由人研究的。尽管这种研究是客观的，并且科学家们试图使它尽可能的客观，但是它仍然是以人类的经验和价值来观察解释一切的。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⑧科学研究主体的活动是人文性质的，就其本身而论更是一项高品位的认识活动、精神活动或文化活动，它涵纳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这就给了受众一个机会，通过解读科教影视作品的人文内容达到了解科学的目的。具有人文意味的科教影视作品应该以科研主体的活动为叙述主线，结构全篇。特别是对于传播科学精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精神，其自身的抽象性是很难通过画面直观表现的。它的内涵都外化于科学研究主体的活动中。科教影视通过展现科学活动，让观众领悟其中的精神因素，从而激起观众对科学的热情。“国家地理杂志”创作的《开天辟地》可谓是一个范本。这部科教片要告诉观众关于“生物进化”的过程。但它并非以知识传递的形式简单交代这一过程，而是以达尔文出海考察为主线，通过他的野外研究揭示生物进化现象。在达尔文的考察中，观众不仅能了解进化论的一般知识，更能体察到进化论产生的背景以及达尔文个人的精神气质。如此观众便很容易理解达尔文反对特创论的坚毅，从而受到启迪。

    4.细节——科学家的情感

    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除了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外在目标，还有特定的价值目标，那就是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于这种思想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之中，凝结了科学家的深厚情感。用情趣性细节表现科学家的情感，是科教影视不能忽略的关节点。一部科教影视作品有了情感，才能打动观众，让观众主动地接受科学知识。“探索”频道的《星际探巡》在揭示情感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伽利略”号探测艇进入木星大气层后是否能够在被蒸发前传出数据，牵动着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们的心。《星际探巡》用一位科学家的谈话和他的表情表达了当时复杂的情感。科学家说：“我就像参加最后的审判日。第二天，我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狱。”接着镜头就切换到指挥中心的现场，再现科学家们焦急的等待以及成功后狂喜的情景。情趣性细节的使用立刻便使整部科技片具有了“人”气，令人过目难忘。

    除了传播内容要注意观照科学的人文价值，在制作技巧上的创新也使科教影视富于浓烈的人文意义。风格化叙述和真实再现是较为有效的方式。风格化叙述是指解说词叙述的个人色彩鲜明，说话者的语调不像一个教育者，更似一个交流者。另外，人物访谈也不时穿插其中。人物访谈在这里已不再是背景的交代，而是和解说词一样成为推进叙述展开的方式，实质上也是风格化叙述。真实再现是用演员扮演和模拟场景的手段再现历史情景。国外的科教片经常用真实再现追叙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或某些历史人物创新活动，节目引人入胜，人文意味强烈。

    对于当今的中国大众，科学精神比起科学知识似乎更为急迫。因而科教影视必须突破传统的重围，在人文和科学的共同基点上传播科学，走向两种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