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李约瑟难题　钱学森之问　中国科教发展　思考

　　论文摘 要：“李约瑟难题”，质询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钱学森之问”，质问为什么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回答“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需要从研究中国科教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入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综合的考察。
　　
　　一、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科学家，主持编写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科技史有着卓越的贡献。在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过程中，李约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 即“为什么在第一至十五世纪，中国文明在把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实践的需要方面要比西方高明得多，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这就是“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纷纷从地理、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寻找答案，形成了关于破解“李约瑟难题”的种种理论。李约瑟本人“破解”的答案是：中国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对李约瑟的破解，我持赞成的态度，我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李约瑟难题”是一道高次方程题，探索这一问题，既是科技史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又远远地超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范畴。关于“李约瑟难题”，要更多地到中国科技发展史之外去寻找答案。关于这一难题的解答，需要对中国和欧洲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的历史作全面深入的解读和分析，找出科技这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每个因素对这一问题的影响进行加权汇总。但综合各种影响因素，我认为在这其中起最根本的影响是，仍然是中国封建社会保守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文明，从很大程度上说，是依托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的内陆文明，即黄色文明，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一种新的制度一经形成，对社会的发展就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唐宋时期，一直在世界上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关键是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清朝，封建社会腐朽和落后的一面体现得更加明显，由科举制度支撑形成的封建官僚体制，对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理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对科技发展是排斥的。可以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官僚政治吸纳一切：政治吸纳了行政，行政要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政治吸纳了文化，文化要为封建统治服务；政治吸纳了经济，经济要为封建统治服务；政治吸纳了科技，科技完全为政治服务。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灵魂，科技失去了个性，便失去了发展的源动力。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言，中国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但从更高的层次上讲，科技等一切的发展，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体系自身的需要。
　　关于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有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关于当代教育的发展，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向总理谏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此后温总理的三次探访中，钱学森无一例外，都谈到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我认为，“钱学森之问”，表面上是教育问题，其实从深处讲，是创新问题，是人才问题，是科技发展问题。

　　二、关于 “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明天是昨天和今天的延续，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函数。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拥有现在，把握未来。我们苦苦探索历史问题的答案，其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历史问题本身能否解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寻找历史问题的答案中发现那些对于解决我们今天正面临问题的启示。关于“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思考，其现实意义远大于其理论意义。通过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深入分析，我对中国科教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思考之一：面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我们的社会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才导向？2006年初，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京召开，最高领导人的出席把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也是21世纪的第一次科学技术大会，彰显得无比重要，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再次来临。事实表明，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并已经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但从目前看，科技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还远远不如政治。从古代的“学而优则仕”，到现在被社会上许多人认可的“学而仕则优”，人才行政化的色彩相当明显。近年来，每年公务员考试的报名景象都非常壮观，公务员成了相当一部分高校优秀毕业生的首选。人们可以从公务员热高烧不退，看出人们在选择职业的价值取向，看出科技和政治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
　　思考之二：面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如何建立现代的教育和科技体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仍然要从去行政化入手。从目前高校的情况看，行政色彩也相当浓厚，而以行政为主导的氛围很难适应人才的成长和科技创新的需要，以行政为主导的教育和科技体制很容易产生短期行为。作为李约瑟，投入中国科技史的编写历程长达半个世纪，作为钱学森，对科学和科技的专注和执着也非凡人所能比。因此，科学和教育界要培养更多的大师级人物，需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待遇，使他们摆脱烦琐的行政事务干扰，一心一意做学问，搞创新。
　　思考之三：面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我国如何才能留住人才和引进人才？李约瑟作为一名生物化学家，能够潜心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钱学森在建国后，冲破重重阻挠回国，这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到去年底，中国年均出国留学136多万人，学成归国者37万，回归率仅为27%。硅谷目前约有7000家高科技公司，其中2000家由华裔创办或管理。如何留住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中国科技，是我们回答“钱学森之问”绕不过的话题。
　　思考之四：面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我们如何培养现代科技人才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科技创新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在一些专家看来，“引进、引进、再引进”、“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时。有专家甚至发出警告，一个吞噬中国自主研发能力的“技术黑洞”正在形成，如果不保持警惕，中国不是没有屈居产业下游而难以翻身的危险。为此，要破解“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培养中国现代科技人才的创新精神，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
　　总之，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一个历史话题，一个现实问题，都令我们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昨天和今天进行更多的思考，为明天能够找到这两个问题的满意答案而努力。